高晞 | 苏格兰医生在上海：韩雅各的卫生、保健、养身建议
电影《面纱》，英国医生远赴中国上海行医，遇到疫情（图文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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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卫生”：
个人保健与道德教化
文/高晞
“卫生”和卫生史研究俨然是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门话题，由传统的医疗卫生史领域拓展到概论史、社会学史、政治史和建筑史等多重方向。21世纪以来的卫生史研究带有鲜明的政治化标志和观念先行的倾向，以近代科学思想为医学和卫生学的核心知识，近代科学技术发生、发展的历史被减弱甚至被模糊处理。
即便如此，无论是从西方卫生学传入的角度考察“卫生之现代性”问题，还是对中国本土卫生观念和习俗重新解读以探求传统之于近代化的意义，国内外学者无一例外地认可这样的事实：具有近代意义的“卫生”概念和知识是由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卫生”新名词是日本人长与专斋对英文“hygiene”的翻译，之后传到国内，取代中国传统意义的“卫生”意涵，近代意义的“卫生”与庄子所云“卫生之经”有所不同。近代“卫生史”研究时间上限也就以中文“卫生”新词的出现为基准，时间在19世纪70年代。
问题是，至迟在19世纪40年代，“hygiene”一词就已出现在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纸上，以探讨中国的卫生问题。这期间有30余年的空白，难道那时的中国就没有近世卫生概念和健康的卫生生活吗？
目前国内近代“卫生”史的研究有三大特点：一是考察传统“卫生”与近代科学“卫生”概念之间的过渡与转换，梳理知识界“卫生”阅读史和民间“卫生”概念的接受过程；二是以近代卫生概念和方法探究晚清存在的传统卫生习俗，比如中国人对付瘟疫的方法和慈善救助的研究；三是将“公共卫生”与“卫生”混为一谈，名为探讨“卫生”的文章，却将视点聚焦在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创立和城市环境卫生建设等领域。上海租界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和各种卫生设施一向被认为对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有着“示范意义”，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卫生史和城市史研究学者重点解析的对象。
19世纪初，西方“卫生学”知识随西方传教士和医生来华，通过报刊媒体和译书等方式逐步为中国士大夫和中医所了解。借助租界的卫生行政管理制度和城市卫生设施建设，“公共卫生学”的示范效应不断深入人心。但19世纪末渴望借“卫生”达到“强国保种”、提升国家文明程度目的的中国人，对于“公共卫生”与“卫生学”之间的学科差异，“卫生”知识的科学内涵的历史变迁，很难有理性的认识和清晰的辨别。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知识界不重视西方卫生知识的本源和卫生学内涵的变化，尚且可以理解。然而，以当代“卫生学”的定义分析晚清民初的“卫生”现象，却是再一次忽视“卫生学”的知识进步和变迁的历史过程。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由传教士翻译为中文的“卫生”一词最早出现在1881年，即傅兰雅翻译的《化学卫生论》。这部通过分析空气、饮水、土壤和粮食的化学构成，论述“卫生”的专著，被当代学者断定为“不能算是部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卫生学著作”，理由是此“卫生”似乎更接近中国传统的“自然养生法”，是庄子时代的理念，不代表先进的西方思想。事实真是如此吗？
1863年，一部英文名为Shanghai Hygiene的著作在上海面市，美华书馆出版。该书中文可直译为《上海卫生——中国保健之注意事项》。这部卫生专著分食物、饮料、运动、衣服、沐浴、排汗、热带苔藓病（痱子）、肝脏、睡眠、热情和总论十一个章节。显然，这些章节标题演绎出的西文“卫生”内涵与中文保卫生命的“卫生”常识有着某些相似性。
然而，该书因选用“hygiene”为标题而被研究者普遍认为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近代卫生相关的著作。可能是英文资料或缺的缘故，国内外学者在探讨中国近代卫生史时，并不重视此书，因而至今未见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呈现。这样的结果确实暴露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假若此书被译成中文，中国学者是否也会认为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世卫生著作呢？哪怕该书的作者是一位西式医生，而其读者对象是西方人，即19世纪生活在上海的西方人。
一、 韩雅各：一位苏格兰医生在上海
《上海卫生》的作者是上海仁济医院的英国医生、伦敦传教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亦称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韩雅各（James Henderson，1829—1865）。他的人生经历、教育背景以及来华后的从医经验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19世纪的“卫生”究竟为何物。
韩雅各（James Henderson，1829—1865）
1829年，韩雅各出生在苏格兰北部小镇赖尼（Rhynie）。他3岁丧父，15岁丧母，18岁姐姐也因突发急病去世。韩雅各没有进过学堂，外公是他的启蒙老师，母亲教会了他阅读《圣经》，使他明白了要“敬畏上帝”的道理。16岁时，韩雅各遇到对他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一位穿着考究、绅士装扮的乡村医生，这位医生收他当了学徒，教会他写作和算术。18岁时，韩雅各认识了通晓德文、拉丁语、法语并擅长数学的基督徒格兰特 · 朵夫（Grant Duff），成为他的徒弟。格兰特 · 朵夫的博学激发起韩雅各对知识的向往。20岁时，从未上过学，不懂拉丁文、希腊语和数学，甚至英语语法也不通的韩雅各兴起想进大学深造的念头。在诸多朋（教）友的帮助下，韩雅各开始学习基础知识，随后转到爱丁堡，跟着教友继续学习，为进入大学做知识准备。1855年11月，韩雅各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外科学。1855年至1858年间，他分别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在英国皇家外科学院学习外科。求学期间，韩雅各勤奋自律，他说：“我从未浪费一天时间，我每天穿梭在医院、图书馆和解剖室之间。”最后两年，他经常读书至凌晨两三点钟，每天只吃两顿简餐，并畅饮绿茶与咖啡以提神醒脑。1858年，他以题为《论精神错乱》的论文获得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证书。
19世纪初期的苏格兰医学教育居世界领先地位，培养了诸多对医学进步有影响的医学家。当时的美国学生纷纷赴爱丁堡大学留学学医，回国后，在美国按爱丁堡模式创办医学院。1858年，韩雅各回家乡任实习医生。1859年，他在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通过医生资格考试。在来中国前，韩雅各已接受了严格而完整的近代医学教育，并获得了从业医生必需的资格。
值得一提的是，韩雅各在大学期间认识了一位中国同学——黄宽。黄宽是近代第一位赴欧洲学医的华人。1850年，黄宽在美国完成高中学习，在教会人士的资助下，来到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学医。1855年，韩雅各入校，两人同学一年。韩雅各对黄宽的学习能力和成就评价甚高：
1855年8月，他取得了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学位（M. D.）。在学校奖学金的激烈竞争中，他从数百名同学中脱颖而出，荣获两项一等奖学金，那些同学的条件远远优越于他。我曾经见过他的行医过程，也见识过他是如何做外科手术的。我可以肯定地说，在目前的中国，还没有一位华人医者的专业知识水平能超过黄宽。
受母亲的影响，以及成长过程中感恩教会牧师一路的指导和资助，韩雅各对基督教慈善事业充满了敬畏。求学期间，他会利用休息的时间，去医院治疗病人或去城市济贫院照顾穷人。1856年12月18日，韩雅各参加了爱丁堡医学传教会（The 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次会议。他由此受到鼓舞，立志当一名医学传教士。1857年他正式申请加入爱丁堡医学传教会，被教会安排去中国行医传教。出国前，韩雅各先在伦敦会接受培训。伦敦会的一位董事在阅读了他的申请试卷后说：
我几乎无法想象，他之前从未进过学堂，甚至是一个性格懦弱的人。20年前，他还是一个在赖尼小镇放羊的毛头小伙。13年前，他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然而，他凭借自己的实力进入了爱丁堡大学，在有两百名医科学生的班级中获奖，取得了外科医生学院的文凭。他赢得了最具基督教品格和职业声望的人的尊敬，并和他们建立了友谊。
其实，大学学业即将完成之际，韩雅各便收到了工作邀请，达勒姆（Durham）的一位乡村医生邀约他担任乡医。但是，决心出国的韩雅各拒绝了这份收入颇丰且体面的工作。
1859年10月22日，韩雅各乘坐“阿尔玛英雄号”（Heroes of Alma）启程赴华，同行的是伦敦会的另外6对夫妇。在船上，他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艾米莉。1860年3月23日，韩雅各抵达上海，负责该会在上海的仁济医院（The Chinese Hospital）的工作。仁济医院在创始人雒颉（William Lockhart，1811—1896）的管理和主持下，在上海已有相当的知名度。1860年后，仁济医院工作由韩雅各主持，这期间他得到了中国医生黄春甫的帮助。医院由最初每天接待50余名病人，上升到200至300人。据1861年的报告，韩雅各1月诊治门诊病人达1910例，7月高达4468例，他的日接待量在250至320人。
黄春甫医生
当时的仁济医馆
1861年4月15日，上海道台派人抬着轿子将韩雅各请去官府给一位罹患胸部疾病的官太太治病。因是官太太，经仔细检查后，韩雅各表示需要对这位病人进行手术治疗，并许诺会用麻醉药，不会让病人痛苦，结果遭到病人丈夫的拒绝。最后，韩雅各只能采取保守疗法，他说：“依这样的方法，效果当然不会很好，也不会令人满意。”
1862年，医院门诊就诊人数共计38069人，人数最多的是8月，多达4701人，1月较少，亦有1 716人。c就诊病人所患疾病有肺结核、支气管炎、慢性咳嗽、麻痹、神经系统疾病、风湿病、肝炎、小肠炎等。除了日常病人，韩雅各还有两类特殊病人：一是枪伤病人，这类病人数量不少，以英军为主，也有华人病者；二是鸦片瘾患者，常常有服鸦片自杀者被送到医院抢救，至1864年，医院收治此类病者逾500人。
1864年，韩雅各因治愈中国病人顾日智的口眼欹斜（即中风），而获得病人赠送的“功高卢扁”的锦旗。
二、 “卫生”观念及其构成
19世纪在华的西式医院多数由教会开设。在历史的记忆中，西医院就是免费治疗中国病人的医学传教场所，如此形象往往使后来的研究者忽略其存在的另一功能，即这些医院还要为寓华外侨提供医疗服务。19世纪6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已逾千人，从1860年的669人上升到1865年的2297人。这群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侨民是上海租界西医院的主要客源。当时沪上除了仁济医院和1864年创建的公济医院（Shanghai General Hospital，1877年中文名定为“公济医院”），另有几处小型的医疗机构，如海员医院（Seaman’s Hospital，又译为病房）、上海诊所（Shanghai Dispensary，后更名为罗生药房）、太全诊所（Hall & Murray）、大英药房和老德记药房（Liewellyn J. & Co. Coate T.），吴淞口停有一艘医船（Hospital Ship）；沪上还有几位私人医生和牙医，如长脚医生、摩医生（G. Mottly）和铁医生（Dr. Iron）等为侨民提供医药服务。在沪西侨与本地居民一样会经历突然爆发的各种传染病，感染流行病，遭遇死神的威胁。
夏天是流行病和传染病频发的季节，上海夏季流行的疾病以天花、痢疾、热病、白喉和霍乱为主。尽管来华的西方人都注射过牛痘疫苗，但一旦上海天花流行时，还是会出现外国人因感染而死的病例记录。
据记载，1863年6月至8月间，痧疫（霍乱）流行，国人染疫死者甚多，外侨也有不少死亡，江海关总税务司德都德（H. T. Davies，？—1863）即染此疫症致死。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这是人类的基本常识。然而，19世纪60、70年代前，在上海冒险的外国侨民生活得并不健康，成年人和婴儿的年死亡率都很高。若不包括来往港口船只上的水手和流动人口，租界外国人死亡率一度高达30％左右。187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有1982名外国人居住在租界，港口来往水手有1 101人，该年死亡率是19.46％。租界内外国居民的死因有肝炎、伤寒、腹泻、痢疾、天花、斑疹伤寒、脑膜炎、间歇热、弛张热和震颠性谵妄、婴儿霍乱、胃癌、心脏病、肝病、自杀等。相比流行性疾病，外国侨民还会因长时间旅行和水土不服，罹患消化不良、慢性腹泻等疾病，因消化道疾病而死亡的人数一直居高不下。此外，外侨还患有脑肿瘤、肝脓肿、肺结核、梅毒、产褥、白喉、肠炎、腹膜炎、败血病、贫血等疾病。
促使韩雅各著述《上海卫生》的首要原因，应该就是租界内外国侨民的高死亡率。他曾说：“我不禁想起去年（1862）在上海死亡的欧洲人多达1600人，若他们得到良好的照顾，并有良好的预防措施，是可以保持健康的。”他甚至认为，若措施得当的话，其中1 000人是可以存活下来的。韩雅各相信一般人都具备保护健康的意识和原则，或多或少还会有些抵御疾病的知识，只是缺乏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上海卫生》就是一本指导外国侨民在上海健康生活的卫生手册。
那么，韩雅各是如何理解和解释“卫生”的？
首先，作者引入英国流行病学家威廉 · 法尔（William Farr，1807—1883）关于“卫生”的定义，解释卫生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与疾病科学相比，健康科学拥有更为精确的、更显而易见的真理；与治疗相比，预防的优势无需证明。
法尔是英国统计总署（GSO, General Statistic Office）的职员，负责英国人口生命统计。在任期间（19世纪30至40年代）他制定了疾病统计的术语和分类法，并以统计学方法分析疾病与死亡的原因，被认为是医学统计学的创始人。通过对人口死亡统计和致病原因的分析，他相信污浊难闻的空气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原因。为此，他提出以卫生手段对付疾病、保护健康的观点。在欧洲，他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
法尔的继任者，是英国公共卫生的主要代表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1800—1890）。通过对工业发达城市的研究，查德威克指出工业污染和城市急速发展导致社会环境恶劣，前者如污浊空气中的尘埃、腐臭的气味、水源、不合理的排污系统等；后者指工厂的剥削导致社会上穷人数量的增多，从而降低了社会维护健康的自然环境，表现在食物、衣着和住房等方面的能力不足。查德威克提出国家要投资卫生、维护健康的公共卫生观点。以卫生手段维护健康的思想体现了19世纪西方医学界的健康观和卫生态度，它是在英国工业化和都市化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
因此，无论是在时间节点还是观点征引方面，韩雅各对“卫生”的阐释，基本体现了欧洲同时代的卫生思想。
其次，韩雅各采纳了法国生理学家和机械唯物论者卡巴尼斯（Pierre-Jean G. Cabanis，1757—1808）的“卫生道德”学说：
卫生学教给人们保健之道，它构成了道德科学与医学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伦理学其实只是生命的科学，如果不了解它所应用的主体可能经历的变化，不知道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门科学怎么可能是完整的呢？总体而论，研究本质（nature）就是研究事实，而不是研究原因。我们研究健康与疾病的状态，追溯某一特定疾病的进化与发展时，无从知晓生命本质或致病原因。观察、体验与思考就足够了，我们不再需要别的东西。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卡巴尼斯在巴黎新建立的国家科学与艺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s and Arts）发表系列演讲，阐释他关于身体与灵魂关系的观点。1802年，他的《人的身体与道德之关系》（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一书出版。卡巴尼斯在书中表现出了矛盾思想，他一方面执着于器官主义的立场探讨身体与大脑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试图从道德的角度解释思想、感情与生理学的关系。卡巴尼斯热衷于研究年龄、性、“体液”、疾病、养生和气候的影响，在他看来这都是“道德疾病”。卡巴尼斯被认为是一位介乎经典与现代之间的具过渡意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
虽然韩雅各就读于欧洲近代医学的摇篮——爱丁堡医学院，但他个人对注重“道德与科学”的观点情有独钟，读书期间他就认识到“医学就是治疗整个人，包括身体、道德和智力”。当上医生之后，韩雅各更是坚定地相信“人的医学知识应该是无限的，不仅仅限于他自己的职业，而是在所有的科学领域，物理的和形而上学的，以及所有的哲学领域，机械的、自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这一思想始终贯穿在《上海卫生》的写作中。
若由章节和标题考察，《上海卫生》所关心的问题似乎与中国传统养生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由《上海卫生》所规定的“卫生”性质考察，在学理上与庄子之“卫生之经”却大相径庭，真所谓拿西方的洋酒装入中国的盛酒瓷器。
罗芙芸（Ruth Rogaski）在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卫生时指出：
帝国晚期中国的这一“保卫生命”的概况，与近代欧洲早期卫生传统的整体观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两种文化中，自古以来，健康就是个人的责任……在欧洲有关健康和长寿的著述，强调的都是“自然的养生方”：空气、饮食、睡眠、运动、排泄和性。
她以为“hygiene”这个词，如果用于前现代的欧洲，可能非常近似于中国人传统的“卫生”。
在此，先不讨论《上海卫生》是否代表了前现代欧洲的医学思想，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同时代的欧洲的医学界。1864年，英文世界出版了英国医生、军事卫生学家帕克斯（Edmund Alexander Parkes，1819—1876）的《实用卫生手册》。帕克斯的卫生思想与理论可以直接追溯到古希腊希波克拉底。书中讨论的“卫生”就是指传统的水、空气、通风、饮食、土壤、房屋建筑、排水系统、服装、气候等方面。该手册自出版到1891年共计再版8次，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其影响力延至19世纪末，成为军队卫生的标准手册。显然，即便在细菌学理论开始主导医学科学研究方向、公共卫生措施逐渐成为国家战略的19世纪末期，欧洲社会关于卫生健康的主流思想还未完全与传统的卫生观念脱钩。
差不多同时，“hygiene”的最新中文译文问世。1866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编著的《英华字典》出版，“hygiene art”被译为“保身之理”。翻译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释名，一是释义。罗存德采取释义的方式，以“保身之理”解释“hygiene”的知识，即是关于健康、养生或保身的道理。然而，“保身之理”的释文在当今中国学者看来没有体现西文“卫生”的近代定义，在学理上更偏向传统中国的卫生观念。有学者以为译者的做法是为了便于中国人接受，所以在语言上采取迎合中国士大夫习惯的方式。殊不知，罗存德恰恰译出了那个时代西文的“卫生”观念的正确含义。
“卫生”是关于维护健康身体的知识。这可以通过同时期出版的中文译著再次得以证实。1874年，傅兰雅译《儒门医学》介绍西方的养生之术和保身之法，曰“卫生济人之用者”：
此书论保身之法，必略论人生紧要各事，一曰光、二曰热、三曰空气、四曰水、五曰饮食。保身之法，与此五者相关，此五者缺一不可，难分缓急。
187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出版了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的译书《化学卫生论》，傅兰雅称之为“养生之道”。全书讨论的是呼吸之气、饮食之水、所种之土、所食之粮、所食之肉……消化之理、体质循环之理，以及法尔所谓的身体和工厂“恶臭”，“恶臭”之化学原理以及除灭“恶臭”的方法等。
《化学卫生论》的原作者是英国化学家真司腾（James F. W. Johnston，1796—1855），原著The Chemistry of Common Life于1850年在英国出版。作者运用化学原理分析土地与农作物的生长关系、饮食之道、空气质量、工作环境和身体的化学成分，讲解健康“卫生”之理。《化学卫生论》在欧洲和北美产生过很大影响，真司腾曾应邀去美国介绍他的学说。
《化学卫生论》论证了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西方知识体系中的“卫生”依然是关于“养生”的哲学，所谓“健康”的卫生生活是与空气、水、饮食、服装、运动和精神相关，只不过对于水、环境甚至食物的检测必须运用实验科学手段。
及至1884年，首届“国际卫生健康展览会”在伦敦召开，依然借助“住宅卫生”、“饮食卫生”、“市民生活相关的卫生”和“普通卫生学”等主题阐释“健康卫生”理念。通过书籍、卫生洁具、建筑材料等实物，居住模型和清洁的街景得以仿真布置，“国际卫生健康展览会”形象地展示了那个时代所倡导的健康生活方式。
如此看来，西医韩雅各为租界居民讲解的《上海卫生》，与罗存德所言的“保身之理”（hygiene art）如出一辙，及时地反映了欧洲健康卫生的最新思想。
三、 《上海卫生》的知识谱系和理论依据
19世纪上半叶，西来侨民在上海创建他们的理想家园，营造欧洲式的市民生活的同时，欧洲的卫生健康理念随着他们的行李箱一并被带到中国。除了他们随身携带的医药卫生常识书籍，当时在英国刊行的《柳叶刀》（The Lancet）、《英国医学杂志》（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England Medical Journal）、《爱丁堡医学杂志》（The Edinburgh Medical Journal）等专业医学期刊都可在上海阅读到。上海西医院的医生均毕业于英国顶尖医学院，并通过皇家外科学院考试，获得行医资格。因而，尽管上海在空间上远离欧洲医学中心，和欧洲还存在着相对的时间差，但是，19世纪中期欧洲医学界的“健康”与“卫生”观念还是能在短时间内直接抵达上海。韩雅各在其著述序言中，明确表示他会尽量使用欧洲和美国医学界关于“卫生”和“医学”的研究成果，以西方健康理论和卫生思想为指导，探讨上海的“卫生”（hygiene）问题。
（一） 名称与结构： 《热带气候对欧洲人体质的影响》之影响
这一时期抵达中国的欧洲人，尤其是来自温带海洋性气候的英国人，会将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上海，想象成与印度一般的热带气候。早期来华的西侨可能借鉴到的维护健康的方法，只能是英国人在印度殖民地时期积累的经验。《上海卫生》参考了多篇英国医生发自印度的健康报告，一旦探讨的问题超出韩雅各的上海经验，他便会引用英国医生在印度的治疗原则。
《上海卫生》的主要参考著作是《热带气候对欧洲人体质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Tropical Climates on European Constitutions）。该书作者詹姆斯 · 约翰逊（James Johnson，1777—1845），英国海军军医，曾随英国远征军出征埃及、印度，甚至到过中国。回英后，他以东方的考察经历先后撰写了《东方之旅》（1802）、《肝、内脏与神经系统紊乱论》（1820）以及《空气变化或旅行哲学》（1831）等多部著作，被认为是19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热带气候疾病作家。1813年《热带气候对欧洲人体质的影响》第一版在伦敦发行，1818、1821、1824、1827年再版，共计发行5 000余册。至1841年，约翰逊自觉年事已高，无精力再作修订。他邀请加尔各答海军医院院长马丁爵士（Sir James R. Martin，1796—1874）参与第6版的修订。新版对老版作了大幅度改进，结构由原来以疾病分类（普通影响、特殊疾病和热带卫生）转向以不同地区的气候特征为主的分类模式（东半球、地中海、非洲海岸和西半球），并添加了许多印度医学的内容。因此，最后作者改为两人共同署名。
韩雅各取书名为《上海卫生》（Shanghai Hygiene），明显受到约翰逊《热带气候对欧洲人体质的影响》的启发，后者第三部分名为“热带卫生”（Tropical Hygiene），前者基本结构亦与后者相仿，只是韩雅各又将约翰逊第一部分之“排汗”和“痱子”两部分内容加入《上海卫生》中。
“肝脏”是韩雅各书中讨论的唯一一种脏器。该节内容来自马丁的1856年版，马丁对消化系统的疾病特别重视，将肝脏和脾脏疾病作为独立章节专门讨论。而韩雅各特别引入此部分内容，是因为他认为“肝脏是身体最大的器官，没有什么器官比它更容易受气温、饮食、排汗、衣物与运动的影响”，健康的上海生活之一，就是要懂得保护自己的肝。
（二） 热带的上海：气候决定论
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一派医家认为，疾病的产生与流行是与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相关的。希波克拉底在《空气、水与地方》（Airs, Waters, Places）中阐述了这一见解，此观点对后世医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细菌学发明之前，欧洲医学界对流行病的“起因”解释延续希波克拉底的环境说和中世纪之后盛行的宗教道德观。“对流行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某些疾病盛行于某些特定地区等问题，医学研究频频提到风、气候、温度、土壤和湿度等因素。”18世纪末，法国皇家医师协会向全国医师展开调查，探究地区的气温、降雨量、风速和风向、气压、可供食品的质量、物价及卫生条件等变量与地区性流行的疾病间的关系。
依此理论，19世纪上半叶来到东方的欧洲医生（包括军医），通过观察记录中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习俗，为外国人制定了在华健康生活的基本原则。很快，他们就能够以风、雨、晦、明等术语记录描述中国各地区的气候特征。1842年，入驻舟山的英国伦敦海军医院和舰队督察员约翰 · 威尔逊（John Wilson）首先考察的便是舟山气候与军营疾病的关系。后来他撰写出版了《中国医学笔记》（Medical Notes on China），在书中分析了海军舰队的疾病状况与应对措施。该书的资料和对疾病的观察被韩雅各多次引用。韩雅各认为：“在对任何地方的气候及其对某些体质与各种疾病产生的影响形成看法时，诚实、准确和耐心观察尤为必要。”1863年，英国驻华军医戈登（C. A. Gordon，1820—1899）详细记录了他居住过的香港、广州、上海和天津四大城市的气象数据。戈登解释称是为了“考虑气象条件对一些现象和某些疾病流行性的影响”。
韩雅各深受气候决定论的影响，他认为在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地表区域，不同地方的气候肯定是多种多样的：
在一个涵盖了整个宜居地球十五分之一的疆域里，气候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不同呢？当然，这样一个深深影响人的健康，进而影响人的幸福的问题，需要我们尽可能予以万分关注和最仔细的调查。
韩雅各发现在中国不同地区有不同气候，气候的多样性适合各种病人，但“有关中国的气候几乎没有任何记载，尽管在过去18年或20年里，外国人频繁造访上海，但除了‘气候恶劣’或是‘非常平坦的地区’，或是说些含糊不清的话之外，他们对上海的气候问题只字不提”。
1861年5月21日，韩雅各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演讲《改变气候的物理因素简论》。该文的模板来自马丁1856年版之《热带气候对欧洲人体质的影响》中的第一部分：“加尔各答的物理气候概述，孟加拉物理气候的一般因素考察。”作者从温度、湿度、土壤、排水与耕作、河流、海拔、山脉、盛行风、地区朝向、树木与植被等十个方面详细探讨了气候与生态环境等因素，会如何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卫生。该文的核心内容被收入《上海卫生》，作为上海健康生活的补充资料。韩雅各还将中国的气候与同纬度的欧洲地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种比较对不同类别的病人以及患同种疾病的同类病人，皆有裨益，因为“我们应该好好研究气候，并迎合我们居住之地的天气秉性”。
《上海卫生》中涉及的“衣物”、“排汗”、“痱子”甚至肝脏等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一理论展开的。比如韩雅各发现，在上海秋天因天气突然转凉，人们容易得腹泻、痢疾、疟疾，原因在于9月早晚都很冷，若不添加衣服的话，就易得病，晚上更是要加上两条毛毯。韩雅各在书中告诫西人，“即使在最热的天气里，也应该在腹部盖条毯子。四肢和胸部可以露在外面，但是腹部不盖好被子就睡觉，是绝对危险的”。读这段话时，仿佛是在听一位上海老外婆的唠叨。“痱子”，或许是欧洲人到了亚洲之后会遭遇到的最尴尬的事，因此，约翰逊会在书中专列一节来讨论这个看似很小，却让人极为不舒服的身体问题。针对欧洲人的这个苦恼，韩雅各的经验极具上海特色，他一再建议，可用“蒲扇”缓解排汗。
（三） 欧洲的医学知识
撰写《上海卫生》时，韩雅各在上海已经工作了三年，也是他离开母校爱丁堡大学的第四年。19世纪前叶的爱丁堡大学的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居于世界前列，可称为近代医学教育的摇篮。这使得韩雅各有机会学习到世界最新的医学知识，他倾其所学将欧洲最新医学知识融入书中。这部仅有100页的小册子所提及的同时期医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多达60余位，加上古典医学家和哲学家，全书出现有名有姓的科学家超过70人。
书中介绍的最新实验医学成果和医学思想有：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A. de Lavoisier，1743—1794）的“排汗”、肺部等实验，法国神经学家、实验神经科学创始人弗卢朗（Jean Pierre Flourens，1794—1867）的“百岁论”观，德国化学家李比希（J. von Liebig，1803—1873）的茶分析表，“近代生理学之父”瑞士科学家哈勒（A. von Haller，1708—1777）内分泌液的测量以及细胞学说的奠基人德国生理学家施旺（Theodor Schwann，1810—1882）、施莱登（M. J. Schleiden，1804—1881）、米勒（J. Peter Müller，1801—1858）和英国神经生理学家塞夸尔（C. E. Brown-Séquard，1817—1894）等在生理学、病理学、组织学、病因学方面的学说成就。治疗方面有“英国希波克拉底”之称的内科医生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1624—1689）。
《上海卫生》涉及的医学学说有：
17、18世纪盛行的，19世纪开始走下坡路的机械唯物论；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瘴气学说。治疗上，遵循希波克拉底体液学和古希腊的自然疗法思想，以及正在冉冉升起的热带病学概念，等等。因而，看似通俗科普读物的《上海卫生》，却是一部反映19世纪上半叶欧洲医学教育、卫生理念和医学科学前沿动态的著作。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医学正处在瘴气理念向细菌学过渡的时代，对于传染性疾病传染源问题的探讨有三种观点：1）瘴气理论体系下的环境污染所致；2）前细菌学说的接触性传染；3）介于两者间的偶然性传染。韩雅各本人的观点基本倾向于第三种，他既认可瘴气学说，相信疟疾等病是由瘴气所致，又注重科学实验的证据，发现化学实验在某些细微物质中测不出瘴气，期望显微镜能帮助解决问题。《上海卫生》参照较多的也是持第三种观点的苏格兰医生柯普兰（James Copland，1791—1870）的观点。
柯普兰是英国非洲商人公司（The African Company of Merchants，非洲殖民地的贸易公司代表，类似负责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医官。集殖民地医学、热带性疾病经验于一身的柯普兰热衷写作，畅述西非医学、地形学以及如何在热带非洲对付疾病，健康卫生地生活，著有《消化不良、体弱多病与康复期患者的饮食与养生》。回到伦敦后，柯普兰经历了伦敦霍乱大流行，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伦敦和大城市的排水系统和污水系统：它们的弊病和根治方法》c，提出了改革城市卫生的建议，被称为“柯普兰法则”（Dr. Copland’s rule）。它构成了《上海卫生》最后部分的基础，韩雅各关于上海城市卫生建设的思想即来源于柯普兰的几部卫生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韩雅各在书中大篇幅地引介了南丁格尔（F. Nightingale，1820—1910）的那份著名的调查报告—《南丁格尔女士向皇家委员会提出的军队卫生状况之证据》（Evidence Given by Miss Nightingale before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Army）。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南丁格尔是创建近代护理学的“提灯女神”，却很少人了解她同时是倡导英国军事医学改革和建立城市公共卫生法案的重要推手，不仅如此，她还是瘴气学说的坚定捍卫者。她认为空气新鲜与否决定病人的健康和死亡，主张通过制定公共卫生法案，改善城市公共卫生设施，增添住宅排水系统。通过调查驻印度英国军队的卫生状况和克里米亚战场上的战地医院，南丁格尔在报告中指出：糟糕的排水系统、被污染的水、过度拥挤和通风不良，是军营中士兵健康状况恶劣、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韩雅各所介绍的这份报告对英国军队的医事卫生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对疾病战无不胜的细菌学时代尚未降临时，西方的病理学论断依然因循着传统体液学说。在华西医明确感觉到已有的知识不能解释所有疾病现象，“对身体不适的解释往往是模糊的，选用的词语亦是不确定的”。比如在想象中的热带上海，医生告诉病人，不适的感觉是因为“从非常寒冷的地区移居到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按体液学说原理，疾病形态无非就是“流汗”和“胆汁分泌的问题”，后者又分为“胆汁分泌过多”、“胆汁分泌减少”和“变质胆汁的分泌”三个特征。
从韩雅各的立场可以看到，及至19世纪60年代，大部分欧洲医生对因微小物质而导致接触性传染的观点—细菌学说—还处于观望的状态。因此，亦有学者研究认为，那个时期，医学科学对最致命的流行病没有任何影响。
四、 在上海健康生活的准则
寄寓在上海租界的外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造出一个与欧洲世界相仿的小城市。在这里，他们有足够空间与自由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甚至超越原先的水准。然而，开埠后的上海的生态环境与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大城市不可相提并论—上海租界是在一片沼泽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工业污染，生活在租界里的外侨也不用担心因贫穷而丧失维护健康的能力。恰如韩雅各抵沪的第一天，便是冒着大雨，蹚着过膝的泥泞，穿过昏暗的上海里弄，找到了英国领事馆。这是上海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韩雅各说：“我们在上海的生活，完全是一种特殊的城市生活，它改变了我们之前在伦敦、利物浦或曼彻斯特的基本生活习惯。”
这提醒我们注意，西来侨民在上海不可能遭遇英国工业化大都市特有的疾病环境。上海不可能建立与伦敦完全一样的城市卫生模式，考察晚清上海的卫生生活同样不能参照伦敦的范式。
以健康科学和道德原则为经纬，从食物、饮料、运动、衣物、沐浴、睡眠和热情等诸方面设定保护健康的原则，构成了《上海卫生》的全部内容，以指导侨民掌握维系健康的知识和可执行的实践活动。《上海卫生》的创作初衷是应付疾病、降低死亡率，医生韩雅各强调只谈“卫生”（hygiene）方法，不涉及医学治疗。
韩雅各开宗明义指出：
没有什么比眼看着一个人因病不起甚或客死他乡，更令人感到悲哀的了。一个人的健康就是其最大的财富，没有健康，财富有何用？一个人会努力积攒财富，难道不该为保持自己的健康和拯救生命做些什么吗？
言下之意，保身之道首先要保命。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三年后，韩雅各决定以他在本地生活多年所积累的经验，对事实的观察和了解，向欧洲人分析影响疾病的因子，并向初来乍到的欧洲人介绍本地气候，以及对他们现在和未来的影响。
我首先要说的是，还算健康的欧洲人刚到上海时几乎完全自己照料健康问题。如果他注意食物、饮料、运动和衣物等这些问题，就不必害怕这里的气候。
西方人来到中国之前，会关心“中国人吃什么？他们不食牛肉和面包；不尝羊肉不喝牛奶，不用黄油也不享受奶酪；他们吃家禽和鱼类、猪肉和狗肉、老鼠和大米、玉米和小米、小麦和大麦、南瓜和土豆……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的品种吃？”当欧洲乡村的冒险家们来到上海的人间乐园时，恐怕没有想到，他们得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饮食过量和吃下品种过多的食物——腹泻成为在沪西侨最常见的疾病。
那么，夏季在上海吃什么最卫生？不是水果，“在炎热天气里唯一绝对安全的上海蔬菜就是大米，它足以满足营养与健康的所有需要”。韩雅各以自己为例，两年来自己在上海已能基本保持和英国老家一样的生活方式，没有生过一天病，有资格对上海水果和蔬菜评头论足。他认为夏季上海的每一例腹泻、痢疾和霍乱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在上海水果上寻到根源，原因在于中国农民用大粪作为肥料。他一再强调，夏、秋季沉溺于上海水果，与保持优质的健康生活不和谐。
不过，韩雅各的这一观点当即遭到上海的欧洲人反驳，《北华捷报》评论道：
我们观察到韩雅各医生对饮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在主张饮食不要过于奢侈的同时，要求不吃新鲜的蔬菜。这对素食者来说似乎是反常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最有节制的食客，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比水果更有益于健康。
但是《北华捷报》对韩雅各强调在上海生活自由放纵有害健康的观点持肯定的态度，因此，《上海卫生》刚一上市，《北华捷报》便转载了“食物”一节的内容，以提醒侨居上海的欧洲人要学会健康饮食。两年后的春夏转换之际，《北华捷报》又一次提起韩雅各不主张吃蔬菜和水果的观点，认为对英国人而言，没有蔬菜和水果的生活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媒体指导读者“只要仔细洗干净就行了”。
在炎热的夏季，韩雅各推荐的最佳饮料是茶和咖啡，这些是比酒精更营养更健康的饮料。茶和咖啡并非营养饮料，但它们对神经系统的作用相似，那是一种营养性物质，它们会延缓身体组织的分解。有意思的是对茶效果的解释，韩雅各倾向于学理方面的阐述：
通过喝茶和咖啡，身体得以维持和支撑，因为它们可以防止身体组织产生废物。如果没有它们，当身体或精神产生巨大消耗时，这些废物会更快地产生，人也因此会更快地感到筋疲力尽。
以如此理由推荐茶叶，无论是晚清的东方人，还是当今的学者，恐怕都无法理解。这个思路遵循了西方解剖学的传统学说，相信人脑的思维受肌肉运动的控制与影响。韩雅各如此推荐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上海的头两年里，我没喝过比茶和咖啡更浓烈的饮品。天热的时候，我早上泡两瓶茶，里面加一点柠檬酸，整天喝这个，既提神又舒服。
在《上海卫生》的框架里，“运动”、“衣物”、“沐浴”和“睡眠”亦是与健康卫生相关的元素。比如，有益的运动会让“整个身体焕发出健康的光彩”，“睡觉的意图和目标是重获生命力，使疲惫的身体得到恢复”。在“衣物”方面，作者介绍了已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日子的欧洲人的经验，他们认为法兰绒（flannel）质地的服装比棉布更适合上海。夏季则穿亚麻布服装为宜。上海的西医认为上海生态和疾病环境都同英国相异，要减少腹泻或是痢疾，不仅需要药物治疗，而且还要改变空气质量，只有令人心旷神怡的天气，才能完全康复。
晚清传教士曾批评中国人没有沐浴的概念，认为“水”对中国人而言，就是用于泡茶和烹饪，“中国人似乎对水缺乏实践性知识，他们并不懂得沐浴（或者说个人清洁），这是他们不同于所有其他民族（特别是那些住在温暖地区或温带地区的东方民族）的诸多事例之一。从出生到死亡，他们真的不洗澡。据我观察，唯一一种替代形式，就是用热水把一块布浸湿，轻轻擦脸和手，还是有社会地位的人”。与西方医生对上海气候错误判断相一致的是，晚清在华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暴露无遗。
据史料记载，中国在明代吴地已有浴室，前池后釜，中间有砖墙隔开，池底有管道与釜相通，釜下燃火烧热水与池中冷水不断交流混合，逐渐增温，成为混堂。只是上海的澡堂始建于开埠二十余年后的同治年间，当时有盆汤弄的“畅园”和紫来街的“亦园”。这些园子混堂是否受到上海外侨生活的影响而开设，目前还没有更多史料可以探究此话题。《上海卫生》教导大家：“如果你想少花诊疗费，那就去洗澡。”
五、 卫生道德：个人的道德教化与公共空间的卫生政治
《上海卫生》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即卫生的道德教化，“卫生就是保护健康的手段，它构成道德和医学科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上半叶，卫生的道德指标有着两层含义：一是传统的宗教“罪恶”致病论；二是个人和政府对维护社会公共空间安全和卫生的道义责任。
卫生道德是《上海卫生》的核心。作者引用英国医生威廉姆斯（G. Williams，1762—1834）的观点：
思想和物质结合得太紧密了，不能分开研究或区别对待。医学本身就是要思考并治疗整个人，包括身体、道德和智力。
韩雅各对欧洲人在上海放纵的生活态度和无节制的不道德生活方式深恶痛绝，他警告欧洲有钱人，夜夜笙歌的生活很快会切断他们在热带的“生存之路”，因为“即使在最温和的气候中，大自然的秩序也决不会以有罪不罚的方式逆转”。在“热情”一章中，韩雅各告诫生活在中国的欧洲人：
宗教和道德约束的消失，堕落的诱惑，手段的便利，“榜样”的驱使，才是享乐的真正原因。至于热带地区放荡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读者可以放心，这些人会发现（也许为时已晚）—比在欧洲更危险、更具破坏性。
对寓华西侨奢靡放纵生活的批判贯穿了《上海卫生》全书。韩雅各的卫生道德观还有非常积极的一面—倡导个人承担起维护城市卫生空间的道义责任。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推进城市公共卫生运动的是一批医生、卫生官和律师。他们关注穷人与疾病的关系，考察济贫院，调查英国劳动人口的卫生状况，揭示疾病与贫穷间的恶性循环是城市健康危机的本质。他们举个人之力，或以少数人的影响力，积极推动政府制定新“济贫法”（1843），促使城市公共卫生建设政治化和法制化。
韩雅各不仅思想上受此影响，在行为上也以他们为榜样，自觉充当起城市公共卫生建设的推进者，向上海工部局提出改善城市卫生条件的建议。上海租界公共空间的管理以与上海道台签订的《土地章程》为基准，其中已涉及相关的卫生法法规。但从医生角度考察，韩雅各以为租界的基础设施和现有卫生条件不能满足市民健康生活的需求。上海外国人死亡率居高不下，多源于流行病和传染病。依照近世以来欧洲城市发展的经验，17世纪以降，欧洲因各种瘟疫导致的高人口死亡率，就是通过卫生科学技术，改进城市街道、排水排污系统、房屋建筑卫生设施而得以降低的。他借用柯普兰法则向工部局提出城市卫生建设的原则。
在现代社会，个人的卫生道德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安全保障，都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和法制原则去推进并规范。政府的卫生职责是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以法令贯彻之，承担捍卫城市卫生和市民健康的社会责任。“成千上万的民众的健康和福祉取决于工部局的行动。”韩雅各感慨彼时政府、法律人士、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关怀甚少，他倡议在沪的外国绅士多思考公共或私人的健康道德，关注社区福利，提高自己的声音，施展自己的影响力，倡导卫生以保护健康。他坚信“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对人群健康和福祉的影响力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韩雅各已经预见到了公共卫生对维护健康城市的价值和意义：
我认为，国内外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本世纪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生理学、病理学和疾病原因得到阐释，相应的治疗方式得以改进。然而，没有人会怀疑疾病现在通过卫生措施得到了预防，它们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通过适当的排水、耕作、清洁的习惯以及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状态，公共卫生正在（并将永远）得到改善和维护。
这应当是最早的关于城市公共卫生建设的论述。
六、《上海卫生》与晚清上海城市卫生史的研究
韩雅各相信许多疾病可以避免，生命亦可以挽救。1864年他在《北华捷报》发文建议在上海建疗养所，探讨在上海创建健康生活。可是，他偏偏未能指导自己的健康，繁忙的医院和传教工作致使他积劳成疾。1865年4月，疲惫不堪的韩雅各终于放下医院工作，前往欧洲人所认为的最佳疗养地—日本长崎休养。不幸的是，7月30日，他在长崎去世，年仅35岁。韩雅各在沪生活工作前后不足五年。
从医之余，韩雅各勤于笔耕，从事学术研究。1860年他进入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担任秘书，1861年成为会员，1864年担任副主席。其间，他在亚洲文会会议上宣读了《改变气候的物理因素简论》（Notes on Some of the Physical Causes Which Modify Climate）、《中国人的性格》（The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和《华人的医学与医术》（The Medicine and Medic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对中国疾病产生的原因和疾病特性、中国的医学知识进行分析评判，其中《改变气候的物理因素简论》和《华人的医学与医术》两篇文章均发表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上。此外，他还在中华医务传道会上海分会的会议上发表《医学传教》（Medical Missions）演讲。1865年9月8日，上海亚洲文会委员会表示“本会因失去不知疲倦的韩雅各医师而蒙损失”。
韩雅各遗留下的这部《上海卫生》，是专门为在热带环境生活的西方人而设计的卫生保健指南，在19世纪下半期就已丧失其健康咨询的意义。然而行文之间，他一直试图解释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是医学的“科学”？他在最后总论中指出医学是一种不能预测结果的学科，或者结果模糊的学科。虽未找到最后答案，但《上海卫生》之于19世纪的上海城市史和卫生史研究，却是难得的历史文献。作为近世第一部以卫生命名、有着鲜明区域性特征的实用手册，它的学术价值在于可启发当代研究者重新思考近代上海疾病史和卫生史的若干问题。
（一）上海卫生史研究的视角
英国著名医学史家罗伊 · 波特（Roy Porter，1946—2002）在研究近代英国卫生史时，采取的方法是在城市背景下观察日常的卫生行为模式。这套方法被美国学者罗芙芸在研究天津城市卫生时所借鉴。由一个城市的卫生观念改变到卫生城市的现代性分析，《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一书所展示的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角，激发了中国学者对此领域研究的兴趣，上海公共卫生史成为近十余年上海史研究比较偏爱的题目。与上述两位研究者重视从日常行为考察“卫生”观念之演变相较，关于上海城市卫生史的研究集中在租界公共卫生，如考察和梳理租界制定的卫生法规和城市卫生设施的建设、传染病的防疫措施等。
近代“卫生”观念是通过日常行为演绎，设立法规改善传统的卫生习惯而逐渐创建并产生影响的。如果说卫生法规的确立和卫生设施的改善是“卫生”观念变化的结果或是体现，那么，有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影响这些法规和实践操作的近代“卫生”观念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指导法规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们的“卫生”意识是什么？
晚清的香港、广州、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城市曾居住着一定数量的西方人，由此形成一个特定的文化圈。在上海，“至少有三个层面，即西化、半西化和上海式华化。第一个层面，体现于统治这个都市的外籍纳税人和传教士等的生活方式。这些来自西方不同国度和民族的真正外来人，各自的习惯、信仰、理想、追求等，其实很不相同，共同点只在于都不受华人文化的同化，因此可视作由时间与空间因素集合在上海的西化群体”。这群生活在上海的西方人所理解的“hygiene”究竟包含哪些因素？他们的日常卫生行为模式是怎样的？英文“hygiene”怎样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卫生行为传达到中国人的视野中，在中文“卫生”和西文“hygiene”之间有怎样的差距？这些问题鲜有人研究。
追溯上海公共卫生史研究，会发现上海租界卫生史研究的时间节点往往始于斯坦利（Arthur Stanley）到工部局卫生处任职，卫生处着手履行对管辖区公共卫生的监督与管理的1898年。即便研究的视角上探至19世纪40年代，关注的焦点依然集中在操作层面的公共卫生事务。目前仅有的这方面研究是程恺礼（Kerrie MacPherson）的《一片沼泽地：上海公共卫生的起源，1843—1893》一书。作者充分使用《上海卫生》《海关医报》《医院报告》和《北华捷报》等同类的西文史料，探究了19世纪下半叶生活在上海的西化群体的卫生观念和卫生行为。因为这是部英文专著，其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并不理想，不幸的是它又被中国学者视为代表了西方中心论观点，单以西文资料视角研究西方人在上海的生活。
上海城市建设之所以对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有着示范效应，关键在于上海活跃着一批纯粹的西人团体及由此形成的西式社区。若不思考创建这个示范区的先驱们的“健康”需求、他们所理解的“卫生”观念的本质、构成的历史背景和知识体系，许多涉及城市的公共卫生设施和法规设计的问题便无法解答。比如，韩雅各提出的改善城市卫生条件的目的是降低因流行病而导致的高死亡率。他向工部局提议的8项卫生原则，其知识基础就是建立在17世纪欧洲城市对付传染病的经验和19世纪上半叶西方医学对流行病病因的认知上。
（二） 历史语境中“卫生”及其观念的演变
《上海卫生》揭示出的事实是，19世纪前半期在上海出现过的“卫生”观念与我们所理解的近代“卫生”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彼时的“卫生”概论和“健康”框架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上海卫生》是19世纪中国境内第一部以“卫生”（hygiene）命名的著作。“卫生”原义是希腊语，表示健康状态，虽然该词早就存在于《百科全书》中，但在18世纪欧洲，没有哪本书里出现过。至19世纪初期，“卫生”与健康的关系发生变化，话题由原先集中在“维护”和“保持”健康的问题，演变成有利于保持健康的措施和知识。“卫生学”成为医学的独立分支，自成体系的知识总汇，由“空气、水、饮食、衣着、居住”等相关元素构成，“卫生”观念和规则通过文论和手册阐发。
若按现代法国学者的观点评判，以“水、空气、光线”为元素的卫生概念，不能体现19世纪上半叶卫生观念的特点，因为与它们相关的大部分观念和18世纪医生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真正体现这一特点的是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这种投入应归结于全新的卫生理念。这一观点证实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卫生”概念还夹杂在前近代和近代卫生观念变化的中间，既保留了“卫生”是保持“健康”的传统，又提升了“卫生学”的政治地位，担当起捍卫城市和人群健康的公共职责。
《上海卫生》充分体现出这一过渡时期的特征。是否有必要重新检讨“卫生”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卫生”术语的翻译与解释呢？尽管《儒门医学》对近代卫生知识有所涉略，中文“卫生”术语也在1881年就出现在上海，之后还有1883年嘉约翰（John G. Kerr，1824—1901）讨论服装、饮食和住宅的《卫生要旨》，然而，当代中国学者并不认可传教士所选用的“卫生”解释，因为按照日本人长与专斋在明治七年（1874）前后所译“卫生”（hygiene）之内涵，是蕴含卫生事务、公共卫生管理和国家责任等的公共卫生理念，简单地说就是传染病防治的疫苗注射、城市道路、排污系统、卫生机构设置等执行方面的事务。相比之下，傅兰雅和嘉约翰所译所释之“卫生”都属前近代的传统观念或是借用中国传统的术语，以取悦中国士大夫，不能与长与专斋所重新发现的“近代卫生”观念相提并论。
如果回到19世纪的历史语境，无论是60年代的欧洲还是80年代前的上海，“卫生”（hygiene）都不是“一门以近代实验科学为依据和基础的行为和学问，其关注点不是自我内在的调节（养内），而主张利用科学知识和社会与国家力量去改造外在生存环境以使之更适合人的健康需要”。由《上海卫生》展示的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外侨的卫生生活图景，依然是以养内和自我控制的道德约束为准则，维护生命和健康生活。难道他们的卫生习惯和维护健康的方式不能代表同时代的欧洲卫生观念吗？况且，那时上海的城市公共卫生的意识已开始觉醒。
令人不解的是，上海是近代公共卫生的示范城市，上海又诞生了最早的“卫生”中文译文，上海西化群体以欧洲最先进的卫生方法调理自己的生活，并在城市推进“公共卫生”法规法令，对于这些史实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可我们偏偏要相信“卫生”一词由长与专斋翻译，由日本传入中国。
恰如19世纪欧洲将上海想象为热带地区一样，卫生保健参照对付热带疾病的方法设计，是空间辨识的错误；以细菌说发明之后形成的医学治疗观和公共卫生活动去否定19世纪上半叶的卫生观念和方法，是无视知识进化的时间过程，概念的演变和观念的进步都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产生并完成的。
《上海卫生》中的“卫生”不是现代的卫生，是19世纪上半叶的“卫生”，是在前行到细菌学时代路上的“卫生”，无法以当代“卫生学”的概念和知识体系作学术的评判。只有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和科学发展的历程中认识“卫生”，才能辨别晚清至民国初年，在中国流行的“卫生”和“公共卫生”间的差异，探求“卫生”知识的本源，厘清中国卫生知识转型的历史。
（本文选自，《上海卫生：中国保健之注意事项》，[英]韩雅各/著，赵婧/译，中华书局，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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